厦门大学宣长春:新传局内人,在自救 | 对话学者
新闻与传播的巧妙结合,是学理性与实践性的碰撞,当多个学科在此穿插和叠加,如何看待其优劣,做有想象力的研究?“舶来品”西方理论该如何应用于中国,回到自身的文化土壤,实现言说自我?
这次,我们对话厦门大学广告系副教授宣长春,跟他聊聊新传学子怎样建立自己的观点体系,跳出单一学科的限制和填鸭式教育的框架,听他分析那些新传学科发展的特点、困境、幻象,重思摆脱惰性与惯性,再现学术研究想象力的关键所在。宣长春作为青年学术沙龙的主讲人
宣长春的硕士学习生涯中,成绩在全年级数一数二,每门课的作业都“拼命要往好了做”,而在读博时却意识到“卷没有意义”。从研究生阶段的卷王,到博士阶段放任自流,当功利性的袈裟退去,绩点与排名不再成为耀眼的勋章,一位自允为“懒散”的反派诞生。
深度营:您说过硕士阶段是“卷王”,但是到博士阶段觉得“卷”没有意义,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?
宣长春:有些课程给我的滋养相对有限,有这个时间,不如去读点喜欢的东西。到博士阶段发现所谓的课程作业、课堂呈现这些没必要,我就不卷了。包括现在我会对自己的学生说,PPT白板黑字就好。没必要花时间做美化。我一点也不在意你们呈现什么样的东西,但是我很在意你们能给我输出什么样的idea,这个必须是你们努力吸收之后才能输出的。无论是哪一种形式,要有自己的想法,而且要有经验材料和逻辑去支撑。想法应该是别致的,但别致不代表哗众取宠。
深度营:现在很多人说学生时代都上过一些水课,您怎么看待水课的现象?
宣长春:水课在任何地方其实都会有,但可以把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地方。我经常和学生们说,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很齐全,不止是课程,听一些讲座收获都很大。大学可以提供无数的视角来看待世界,看待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当然,学生自己也要有驱动性的意识。
我上学的时候喜欢去人文学院旁听。当时,人文学院的周宁院长对我的影响很深。周老师研究跨文化,他切入跨文化的思路和想法,以及他的观点是有洞见的。周宁老师是人文出身,不同于新传这种偏应用的学科,在他的视角里有不同的观察。
比如形象问题是新闻传播学关注的问题,但是形象的质料不一样。我们学科的质料更多是新闻报道,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文学,小说,甚至很有想象力地通过词典的比较,例如将康熙词典和国外的某词典做比较,可以对某一个字的理解延伸出来各种各样的想象。走到别的学院最大的好处是视角的多元。我们看问题可以是多面的,如果以更多面来看问题是更完整的,在此基础上再转化成自己的思考和观点。
深度营:您之前发表过一些论文从哲学角度诠释新闻传播学,论文《形式与意象:中西方说服逻辑差异研究》也讲述了相关内容,您认为哲学和新传学科嫁接的契机与节点是什么?
宣长春:首先,一个基本的认知——哲学是学科之母。这意味着它的很多概念、理论、思路或者想法等等,是具有基源性质的,哲学更改下面各个学科都随之更改。
比方说西方哲学,从胡塞尔、海德格尔出现一个现象学,然后到梅洛庞蒂讲肉身哲学,这是一个很明显的“身体的转向”。哲学的转向已经有百年历史了。在此之后,心理学出现具身认知,语言学、社会学也在转,比如奥尼尔的身体五态。在多少年的跨度之后,新闻传播学科才开始谈相关问题,这就可以想见到我们这个学科处在何种位置。
哲学作为学科之母,它的任何转变会带动整个社会思潮的转变,是结构性在变化。我们讲哲学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,或者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,它所谈到的都是最底层的问题,但是这些问题可以辐射到各个学科去。
新闻传播学走到今天,它有很大的瓶颈,一个关键点是理论不深入,这意味着我们理论的反哺能力很弱,我们所创造的这些概念不会为其他学科所利用,我们都是在不停地拿来,用别的学科理论。学科本身的合法性必然有它的理论基础,理论基础的夯实是这个学科现在面临的极大困境,可能因为它本身有应用性倾向,所以要不断追求新的东西。
我不太爱追这种很热的话题,因为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ing的过程,处在行进中,没有沉淀或者凝结出一些在消费端层面,或者用户、受众层面相对稳态的认知和态度,这些没有沉淀下来的东西可能还不够稳定,难以进行规律性总结,当然,并不是说预测性的研究没有价值,只是个人能力有限,不足以把握。
我一直认为理论的面向不可或缺,现实是我们没有办法反哺别的学科,还要依靠别的学科。没有关系,那我们就更紧密地先追上别人,不要和别人差距太大,不追上何谈超越。我们要赶上别人的步伐,知道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现在的节奏点在哪里,起码先跟上这个节奏点,这很关键。
宣长春:理论拿来不是我个人喜欢的方式,我更喜欢从碎片化材料当中去提炼东西。各种各样的质料都是经验性材料,从材料中我提炼出一个变量或者观点,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。在抽象过程完成后,我再完成自上而下的过程,回到具体的研究当中去检验变量,完善逻辑。
从理论层面来说,我不拒绝任何理论,但是我们不应该被各种理论框架所束缚。这是指在研究中要有自己通过经验材料所形成的变量,要有变量之间的关系回应。那这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都没有很充分的说明,但没关系,a和b之间没有研究过,我再绕到c,也许a到c,c到b可以形成一个路径,这个过程充分融合了各个学科的理论知识,帮助我形成一个相对比较新的逻辑链条。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的方式,而不是单纯地将某个理论框架放到传播场景当中去应用,这样操作不够具有创造力和挑战性,我们应该走到别的学科视角,看看他们研究这个问题是以什么思路,用什么样的方法,采用什么样的材料,我们又是什么样的,应该如何去融合这些东西。
从我的角度来说,我不在意问题是不是属于新闻传播领域的,我一点也不在意,但是我在意问题本身是不是一个真问题,有没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。
深度营:您对学生的选题会不会比较包容,给予他们自由探索的空间?
宣长春:我鼓励大家去做有价值的研究。作为老师,一方面,学术上我要给大家充分的自由驰骋的空间。但没有办法,特别是对我自己的学生,我需要做必要的提醒和措施,安全毕业是前提,大家都有这样的现实压力。我可以尽情在那奔跑,但是我不能让我的学生在没有安全阀的状况下一路裸奔。
但从内心来说,我永远鼓励学生去做一些哪怕是“离经叛道”的探索,这个探索只要我们论证存在合理性,逻辑是成立的,那就去做。
探索的意思,第一是不要于局限我们的学科,但也不是说刻意地嫁接别的学科,那没必要。这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。
第二是我们要去寻找一些Interesting的点。比方说我在课上经常讲的空间物理因素,我们这个学科的人去关注地理距离不太多见。有人觉得这个有什么好讲的呢?这些周身性因素太过于平常,但是大家不要把一些习以为常的因素看轻,这难道不值得做吗?当然值得做,Science研究成果表明,手捧一杯热咖啡都可以让你整个人对世界和他人更加温暖和慷慨,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?
1968年,在北卡罗莱纳的教堂山,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开始了第一个新闻设置公众议程的研究。55年过去,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学术界,以“议程设置”为关键词,在知网可以检索到8995篇中文文献。正如传播学是舶来品,当生发于西方语境下的理论被应用于中国大地上的研究时,该如何重新审视,甚至突破被限定的框架?
深度营:目前的中国传播学研究中有一些借用西方的理论,再用中国经验加以诠释,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?
深度营:您觉得我们目前有没有实现这种言说自我?
宣长春:还没有,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困境,不是我们传播学界的困境。当然别的学科做得比较好一些。社会学、心理学中有一些本土的东西是有说服力的,比如本土心理学,台湾的杨中芳、黄光国、杨国枢他们都做了一些。社会学中也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。我们是相对做得更差,虽然也在强调本土化意识,但是本身理论功底差。
言说自我,当然需要一些理论、话语作为支撑。近代以来,我们充分吸纳了西方的话语体系,以至于我们面临言说困境。
因为近代以来西强东弱,我们把西方的尺度、标准引进来,最典型的就是“德先生”“赛先生”,科学、自由、民主这些叙事和话语都成为了我们今天衡量自己的一些维度,当然这些也有可取之处和自身的优越性。但是我们要思考,放到我们的文化语境下面来说,还是不是我们的优势?或者说我们的文化共同体、文化实践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是怎么样的?
说得更基本一点,这些维度是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标准,甚至说只有西方解释的标准?科学是不是只有一种模样?
看看从清末鼠疫以来中西医的几次论战,就可以知道,中国社会在近代救亡图存过程当中,对于文化优劣的讨论,有非常大的变动。
西方的科学研究要剥离人的主观性,去获得基于机器的所谓“客观理性”基础之上的数据,进而通过逻辑整合这些数据,延展出一套科学的结论。这是西方界定的科学。
但如果没有了人的这种主观性,那还有什么?人的主观性难道不是这种客观、理性、科学最基本的元素吗?人都不见人,变成无数碎片、编码——男的编码为1,女的编码为2,只建一堆编码,这叫科学吗?摆脱了具体情境的一堆僵死的数据是很客观,但有什么意义?
中国治学各个维度都是以人为尺度的,这个本身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,而且放在当下社会里,在反思现代性种种弊端的过程当中,我们愈发感受到回归到人这一主体,人本身的重要性。或者我讲得更严谨一点,我们从完整的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时候,它本身所爆发出来的能量和价值,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。
宣长春:我第一次做量化是在硕士的时候。我在课上学习了SPSS,我们读书的时候,实验问卷基本都是用SPSS这个软件解决,学完后发现好像都懂了,但真正做的时候什么也不懂。对于这种方法性的课程,现在我给本科生上课时会有意识地让他们实操,至少安排三节课当堂练习和讲解。其实量化就是这样的过程,你必须给到一个case,实践了之后才会慢慢有体会。
做实验常常会遇到棘手的数据,实验结果不理想的情况很多,一次实验不行可能要再推倒重新,这样的反复是一种常态。现在可能是在问卷星上做,还好一点。我原来是在图书馆发问卷,在小店买很多零食带着去发。我脸皮比较薄,硬着头皮去交流:“同学,请你帮我做一份问卷。”一开始被拒绝也会有些情绪,但慢慢的就很习惯别人say no了。我在图书馆发过很多次问卷,我的经验是 3 个实验,能有1次有结果,都已经是很理想的状况了,因为实验设计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并加以完善的。
宣长春:我个人觉得量化是比较好上手的。好上手是因为它相对“八股”,相对规范,有一整套流程可以去依循。但凡事都要看两面,量化不比质化好做。正是因为它很“八股”,所以你要做出突破框架的东西,去做一些有想象力的研究是更难的。当你必须要在一定限度上去突破这个强大的具有粘附力的框架,摆脱它的引力,跟它适当做一些抽离的时候,会发现阻力是巨大的。
对于量化研究来说,思维的缜密性、逻辑的严谨性非常重要。比如实验设计思考不全面的话,可以被抓住很多问题和漏洞。思维和逻辑也是基础能力,在工作中也需要。如果你话都讲不周全,质化也不能做,写论文的时候也可能错漏百出。
我也尝试做一些质化研究,我觉得质化可以做一些洞察。很多人喜欢做质化,觉得质化好上手,他们会觉得量化那套规则很难学,但是谁还不会聊天?不过,我反复告诫学生,真正好的访谈很难,你自己的积淀够不够,能不能get到受访者的思路,能不能顺着对方的思路去延伸、深挖,更有价值地追问,这个很考验访谈人的功力。访谈同样很考察洞察能力,如果没有积累,没有厚度,做不出来有价值的质化。
宣长春:我听说今年新传考研的热度好像有所下降。中国人讲天下大事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。很多事情有周期性波动的规律。前些年,法学很热,热到一个程度它自然就会降。新传也是如此,这是正常的,有什么是长盛不衰的?不可能。达到了一定极致之后,必然是往下走的。所谓的“热与不热”都是存在阶段性和周期性。
新传考研热度高,说白了是因为门槛低。但没有门槛也不见得是坏事。没有门槛说明我们研究的问题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问题。人类没有办法回避的行为是传播,传播永远要发生。所以这也是新传领域的优势,因为涉及基本性问题,从某种意义上看,可研究的内容和空间是很大的。关键在于这个学科的人把它玩成了什么样子。
宣长春:我个人是对“模式化套路”持保留态度,套路能使人在短时间内迅速达到一定的水准,但是要突破那个水准,说实话就很难。这种模式化教学,通过大规模生产可以到达一个基准线水平,可能能让你达到75分到80分,但是要到90分很难。
对有学术追求,以此为志业的人来说,可能还是要小心这样的训练,我觉得是不太可取的,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,养成惰性,舒服了之后,就会有惯性,你总想依靠一套模板化的东西,那就很可怕。
对于长期浸泡在这样环境中的人,必须跳脱出固有的惯性,进入到一个新的思路或者说环境当中,才有可能慢慢通过时间抛掉,再建立一些新的框架出来。这仍然建立在大量阅读、广泛涉猎的基础上,可以先往别的学科去走一走,读读心理学、社会学、哲学,涉猎各种有趣的研究。
宣长春:我自己是文科背景,对理工科专业的理解很浅,从文科的角度来看,我觉得在大学学习任何专业,只有搞清楚并践行一点:不要被专业界限所束缚,不要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,应该都不会是令人后悔的选择。因此,所谓专业的重要性似乎可以稍微看淡一点。
就我们新闻传播专业而言,我个人觉得这肯定不会是一个过时的专业,百年来,我们党无论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,从来都没有放弃宣传思想工作这个武器,而今,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,国际传播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,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的。
[2]刘俊.新闻传播学量化研究方法的利弊之辨:溯源与规避[J].东南学术,2020,No.279(05):47-55+247.
*文中图片来源于受访者
运营总监丨胡世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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